臣闻以兵之胜负为国之强弱，不知为国者也。善为国者不以兵，其次因兵之不可用而能见强弱之实。自中原失守，我以偏方一隅当虏之众大，卒乘不如其多，土地不如其广，财力不如其盛，六七十年矣。中间养兵息民，几三十年，未有振起之形，而虏亦不能尽得我之虚实，往往过计以待我。故比者兵出之初，虏境亦为之响振。及一败涂地，形见势屈，至于诛戮首事头行，万里遣使行成。然则积三十年之休养，一出而丧之，而遂成今日单弱不振之形，非其举动轻率之故欤？继自今以往，世有言兵者，必唾且骂，或遂以为妖诞不祥之人必矣。嗟夫！已事之失图，是则然矣，亦孰知夫一出之不审，亦未可以终弱我欤！夫使为国者一出而遂至于终为人之下，则亦无具甚矣。方绍兴之末年，虏之弱我甚矣，及宿师再出而衄，我又褫气。于是虏以重兵压我，我不免撤备而就和，则弱之势又甚于前日矣。然而卒正尊名，卒损岁币，卒为兄弟之国，何耶？盖虏之弱我者特在于兵出无功之一事，而吾国之君臣举措与夫孝宗皇帝之政德，如日方升，较然而不可欺者，虏固不得而揣量其轻重也。尝怪夫宋元帝误听人言，北伐不胜，而遂不可收拾也。夫到彦之轻举妄动之失，是固然矣。然使元帝因此而究见天下强弱之实，则兵之损耗者不过一事而已。自江左与元魏对立而为南北，其间民生之得所，法令之必行，其不逮北方远甚者尚多有之。一败之后，徐思南北赋役取于百姓者孰为轻重，刑赏之施于臣庶者孰为当否，人才之收蓄于上者孰为少多，教化礼乐之坠失于民俗者孰为失得，是则虽碻磝、滑台相继不保，汲汲为之，未为无再振之地也。奈何以兵籍口，一败不胜，则君臣上下气折消沮，甘心为萎弱之国，遂无复自强之意，而卒至于不可复为也！是虽诛戮王玄谟、到彦之之徒，亦何益哉！夫遇跌而加畏者虑也，因败而为功者智也。古之善为国多在于失策之后。今日大势，使徒以己事之失推之于胜负之末，则智者亦何以措其巧？夫惟因兵之不可用而知强弱之实，则始有可得而论者矣。

臣窃谓定天下虽不可惮用兵，保天下亦不可轻用兵，二者唯审其势焉可也。昔者汉之高祖、光武、唐之太宗，皆倔起草昧艰难，故奋不顾身以争一旦之命。其势不得不日夜淬砺，击搏进取，以定大业。天下之人亦厌于乱离，不惜肝脑涂地，出力以佐上之人，盖觊一旦功业成就，息肩乎平治也。是以留侯劝高祖必从思归之士，还定三秦，且曰：「民志已定，则难用者此也。及事势已定，人民乐生，则非有万全，不可轻举矣」。昔者宋元嘉自恃富强，且曰河南我之故地，横挑强魏。当时群臣虽知其不可，不敢言，惟沈庆之言之而不见信。至王玄谟辈皆诞谩欺罔，至有闻其言，欲封狼居胥山之意，卒之三大举皆无成。先之以到彦之，次之以王玄谟，三之以萧思话，使二十馀年元嘉富庶之盛，淮南赤地千里，人无遗育，祸有不可胜言者。此不可不鉴也。夫「妄自菲薄，引喻失义」，诸葛亮固深言于蜀；「横挑强胡，经营分表」，蔡谟亦深垂戒于晋。二者皆当今所当念也。为今日恢复之计不可一息忘，恢复之师不可一朝举。臣恐群臣献计有误陛下，谓今日可以用兵者，故愿陛下审处其势也。夫以祖宗二百年经理封疆沦入于蛮腥，两朝北狩不返，天下切齿五十年矣，有志之士孰不愿比死而一洗之。然时异事变，南北之势已定，民庶之志恋生，彼无必取之形，我无必胜之势。若衅隙一开，兵连祸结，力竭于内，民不聊生，其变故固多端矣。昔者宝元、庆历之间，当天下全盛之时，以中国全力制一元昊小夷，西鄙数年不解甲兵，威方震而民力已困，京东西盗贼纷起。幸元昊纳欸，不暇与之严正名分，遽屈意从之，务以息民救内。当时英贤满朝，战士如林，岂不能因时乘利，以伸中国威灵，诚势有所不可也。今夷狄虽犬豕难信，然我既与之约誓矣。犬豕背弃信义，犹有天殃，况以中国礼义之所从出，岂可自弃信以始祸阶？纵一举能遂灭之，圣哲犹以为重，况以今日兵力，未必能制其死命耶！若彼自欲送死，则我所以待之固有辞矣。故臣愿陛下审处其势，无轻开兵端，则社稷生灵幸甚，幸甚。

臣闻宋文帝，贤君也。自初即位，慨然有恢复中原之志，练兵蒐乘，志于必取。是时拓跋氏起自阴山而入中原，控弦百万，威振天下，五胡之盛，莫此之若也。而文帝毅然不顾，起江东之精卒，直指河南，飘忽震荡，疾如风雨，致使北边诸将摧折不支，而金墉、虎牢、碻磝、滑台悉皆敛戍相避。初不破江东一领甲，折江东一只矢，而河南四镇之地，还为宋土。宋师之入中原，其锋不可当，而胜速者如此。然以佛狸之强，马尾所向，无不摧破，而独于是役，乃拱手以付宋人，未尝一与之较，则其国中之人，亦必有说而处此。了胡虏于目中而具见识于阃外者，于此当以长策禦之，而当时诸将曾莫之悟。到彦之之流，方可津津然喜见眉津，略不知所以戒惧之意，则是文帝之志甚大，而诸将之计甚疏。故虏退未几，而旋复渡津，致使金墉、虎牢，望风奔溃，而碻磝、滑台，俄亦不守，则以其不谙北土情伪，而堕佛狸之诡计故也。呜呼！江左六朝三百三十九年，历君凡三十有九，其出而与中原抗衡者，非师阃之专谋，则权臣之失策，初不由朝廷之命，天子之诏也。独惟宋文帝以贤明之资，承富有之业，断然起并吞北虏、混一华夏之志，而一时诸将，凭藉威福之无力，乃至为虏人之所误，竟使文帝之志堕于渺茫之域，其亦焉用彼将也！且佛狸之强大不减苻坚，崔浩之机谋不亚王猛，其为江东之患烈矣。一旦宋师入自淮泗，而河南四镇之地以已复，渡河而北，亭障斥候，为之一空。此岂其情也哉？观崔浩欲纵使北来，徐取于秋高马肥之际，而魏主亦欲往击于冬寒地净之时，则其敛戍北渡者，姑欲垂饵于大河之南，退而结网以渔之于后云耳。入河南而居之者，固不容不警也，而彦之则不然，敌在而惧，敌去而泰，自河南一胜之后，遽为分屯列守之计。自起潼关，而尾连彭城之西，列城径二千里，而每戍不过千人。若彦之之守河，则谓之无策可也。夫长河萦带，守非一所，金墉、虎牢、碻磝、滑台，皆缘河南岸面向河北，固敌人所攻之冲，不容不聚兵于此。然而敌人东从徐泗以寇江淮，西出商䝞以薄邓襄，则每每绕出其后，而河南四镇之地，遂为栖兵。故驻兵于四镇之地而不动者，未必能守河南也。然则如之何也？曰：厉兵秣马，以攻为守，使敌人四顾而备我，而我不至仓卒以备敌。如汉祖之守关，出而与项氏搏战于荥阳，盖欲以其身屏蔽于函潼之外。如诸葛亮之守蜀，出而与司马仲达对垒于渭南，盖欲以其身外护与蜀汉之前。如此，则敌常备我之攻，而不暇攻我之守，何忧堕其诡计也哉？奈何彦之之徒，虑不及远，目前才去丑虑，而意外已忘黠虏。方魏人之北伐蠕蠕也，其国人皆谓宋师南侵，而舍之北去，此危道也，而彦之等独不捣其虚。及魏人之西伐赫连也，其国人又谓宋师犹在河中，若舍之西行，则东州败矣，而彦之等独不知乘其隙，致使魏人雍容不迫，悉举其国中之精兵，北伐蠕蠕、西伐赫连，以绝佛狸之后患，然后徐复渡津饮马于河洛之间，而四镇之地，还复聚而为毡裘之域，可胜惜哉！向使彦之于既胜之后，以攻为守，日夜申警其师，俾之北首赵而东道冲冀，西道捣邺，以乘其西伐之虚，则为佛狸者，会当不暇顾息，而诡计自乱，如不可杀，必趋之于阴山之北而后止，又安许其再出而蹂践于河南四镇之间？惜夫一时诸将懵不及此，虽王仲德旧从武帝西伐，阅天下之患义最多，独能逆料虏之情之诈，而制胜之谋亦不及此，姑惟退自忧叹，形之颜色，则亦与晋之蔡谟何异？故尝以谓晋文帝有取天下之势，而无取天下之志；宋文帝有取天下之志，而无取天下之人。此其混一之功，所以落落而难成。知此，然后知河南之役，既胜而复失者，非江南白丁轻进而退易之罪也。抑常观北人之轻易南人，非一日矣。方武帝入关之初，魏人尝谓纵使国家尽弃常山以南，彼不能发吴越之兵，争守河北；及南藩诸将表南师将入，而魏人又谓纵使国家与之河南，彼必不能固守。至是彦之等辈不能至邺，而魏人又谓吴人正望固河自守，无复北渡之意。其为北人之所料审矣。是知江南诸将进不勇决，守不坚重，徒知所以取胜而不知所以持胜，故兵才一胜，业已偃然志满意得，不复有进取之志。其形外露，敌人因得以窥之。文帝谓檀道济再行无功者，以其养寇自藩；而到彦之失利而返者，以其中途疾动。盖有实语也。虽然，诸将之不利，则固无所逃罪，而帝于戒饬之际，则亦不容无失。观其临遣诸将，且曰「若北国兵动，先其未至径入之，若其不动，住彭城勿进」，则诸将之所以分屯列守者，亦帝之出师每每授以成律，而其中诏有以縻之也。呜呼！以文帝元嘉之治，独冠江左，其读王玄谟奏议，且有封狼居胥意，则混一之功，宜乎日月可冀，而行师之际，犹有遗恨。然则一举而定中原者，其惟我宋乎？

散骑常侍、尚书仆射、镇军将军、丹阳尹徐羡之，监江州豫州之西阳，新蔡诸军事、抚军将军，江州刺史、华容侯王弘，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作唐男檀道济，中书令、领太子詹事傅亮，侍中、中领军谢晦，前左将军、江州刺史宜阳侯檀韶，使持节、雍、梁、南、北秦四州荆州之河北诸军事、后将军、雍州刺史关中侯赵伦之，使持节、督北徐、兖、青三州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北徐州刺史南城男刘怀慎，散骑常侍、领太子左卫率新淦侯王仲德，前冠军将军、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弥，左卫将军滠阳男刘粹，使持节、南蛮校尉很山子到彦之，西中郎司马南郡相宜侯阳张劭，参西中郎将军事、建威将军、河东太守资中侯沈林子等，或忠规远谋，扶赞洪业；或肆勤树绩，弘济艰难。经始图终，勋烈惟茂，并宜与国同休，飨兹大赉。羡之可封南昌县公，弘可华容县公，道济可改封永修县公，亮可建城县公，晦可武昌县公，食邑各二千户；韶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户，仲德可增邑二千二百户；怀慎、彦之各进爵为侯，粹改封建安县侯，并增邑为千户；伦之可封霄城县侯，食邑千户；劭可封临沮县伯，林子可封汉寿县伯，食邑六百户。开国之制，率遵旧章（《宋书·徐羡之传》，上初即位，思佐命之功，下诏。）。

臣前遣沙门僧护诣彭城。僧护还称，贼发军向北，前锋将徐卓之已至彭城，大将军到彦之军在泗口，发马戒严，必有举斧之志。臣闻为国之道，存不忘亡。宜缮甲兵，增益屯戊，先为之备，以待其来。若不豫设，卒难擒殄。且吴越之众，便于舟楫，今至北土，舍其所长。逆顺既殊，劳逸不等，平寇定功，在于此日。臣虽衰弊，谋略寡浅，过蒙殊宠，忝荷重任，讨除寇暴，臣之志也。是以秣马枕戈，思效微节。愿陛下不以南境为忧（《魏书·叔孙建传》）。

臣阶缘幸会，蒙武皇帝殊常之眷，外闻政事，内谋帷幄，经纶夷险，毗赞王业，预佐命之勋，膺河山之赏。及先帝不豫，导扬末命，臣与故司徒臣羡之、左光禄大夫臣亮、征北将军臣道济等，并升御床，跪受遗诏，载贻话言，托以后事。臣虽凡浅，感恩自厉，送往事居，诚贯幽显。逮营阳失德，自绝宗庙，朝野岌岌，忧及祸难，忠谋协契，徇国忘己，援登圣朝，惟新皇祚。陛下驰传乘流，曾不惟疑，临朝殷勤，增崇封爵。此则臣等赤心已亮于天鉴，远近万邦咸达于圣旨。若臣等志欲专权，不顾国典，便当协翼幼主，孤背天日，岂复虚馆七旬，仰望鸾旗者哉？故庐陵王于营阳之世，屡被猜嫌，积怨犯上，自贻非命。天祚明德，属当昌运，不有所废，将何以兴？成人之美，《春秋》之高义，立帝清馆，臣节之所司。耿弇不以贼遗君父，臣亦何负于宋室邪？况衅结阋墙，祸成畏逼，天下耳目，岂伊可诬。

臣忝居蕃任，乃诚匪懈，为政大小，必先启闻。纠剔群蛮，清夷境内，分留弟侄，并侍殿省。陛下聿遵先志，申以婚姻，童稚之目，猥荷齿召，荐女迁子，合门相送。事君之道，义尽于斯。臣羡之总录百揆，翼亮三世，年耆乞退，屡抗表疏，优旨绸缪，未垂顺许。臣亮管司喉舌，恪虔夙夜，恭谨一心，守死善道。此皆皇宋之宗臣，社稷之镇卫，而谗人倾覆，妄生国衅，天威震怒，加以极刑，并及臣门，同被孥戮。虽未知臣道济问，推理即事，不容独存。先帝顾托元臣翼命之佐，剿于佞邪之手，忠贞匪躬之辅，不免夷灭之诛。陛下春秋方富，始览万机，民之情伪，未能鉴悉。王弘兄弟，轻躁昧进，王华猜忌忍害，规弄威权，先除执政，以逞其欲。天下之人，知与不知，孰不为之痛心愤怨者哉！

臣等见任先帝，垂二十载，小心谨慎，无纤介之愆，伏事甫尔，而婴若斯之罪。若非先帝谬于知人，则为陛下未察愚款。臣去岁末使反，得朝士及殿省诸将书，并言嫌隙已成，必有今日之事。臣推诚仰期，罔有二心，不图奸回潜遘，理顺难恃，忠贤陨朝，愚臣见袭。到彦之、萧欣等在近路。昔白公称乱，诸梁婴胄，恶人在朝，赵鞅入伐。臣义均休戚，任居分陕，岂可颠而不扶，以负先帝遗旨。辄率将士，缮治舟甲，须其自送，投袂扑讨。若天祚大宋，卜世灵长，义师克振，中流清荡，便当浮舟东下，戮此三竖，申理冤耻，谢罪阙庭，虽伏锧赴镬，无恨于心。伏愿陛下远寻永初托付之旨，近存元嘉奉戴之诚，则微臣丹款，犹有可察。临表哽慨，言不自尽（《宋书·谢晦传》。案，《何承天传》，晦将见计，使承天造立表檄。又案，《南史·庾登之传》，承天为晦作表，当浮舟东下，戮此三竖，今表有此语。）。

王室多故，祸难荐臻。营阳失德，自绝宗庙。庐陵王构阋有本，屡被猜嫌，且居丧失礼，遐迩所具，积怨犯上，自贻非道。群后释位，爰登圣明，乱之未乂，职有所系。案车骑大将军王弘、侍中王昙首、谬蒙时私，叨窃权要。弘于永初之始，实荷不世之恩，元嘉之让，自谓任遇浮浅，进诬先皇委诚之寄，退长嫌隙异同之端。昙首往因使下，访以今上起居，不能光扬令德，彰于朝听，其言多诬，故不具说。王华贼亡之馀，赏擢之次，先帝常见访逮，庶有一分可取，而华禀性凶猜，多所忍害，曩者纵人入城，托疾辞事，此都士庶，咸所闻知。以其所启及上手答示宗叔献，又令宣告徐、傅二公。及周纠使下，又令见咨云：「欲自揽政事，求离任还都，并令昙首具述此意」。又惠观道人说，外人告华及到彦之谋反，不谓无之。城内东将，数日之内，操戈相待。华说数为秋当所谮，常不自安。凡此诸事，岂有忠诚冥契若此者邪。自以父亡道侧，情事异人，外绝酒醴，而宵饮是恣。腼貌□□□□□□凡厥士庶，谁不侧目。又常叹宰相顿有数人，是何愤愤，规总威权，不顾国典。保祐皇家者，罹屠戮之诛，效勤社稷者，致歼夷之祸。搢绅之徒，孰不慷慨。遂矫违诏旨，遣到彦之、萧欣之轻舟见袭。即日监利左尉露檄众军，已至扬子。

虽以不武，忝荷蕃任，国家艰难，悲愤兼集。若使小人得志，君子道消，凡百有殄瘁之哀，苍生深横流之惧。辄纠勒义徒，缮治舟甲，舳舻亘川，驷介蔽野，武夫鸷勇，人百其诚。今遣南蛮司马宁远将军庾登之统参军事建武将军建平太守安泰、宣威将军昭弘宗、参军事宣威将军王绍之等，精锐一万，前锋致讨。南蛮参军、振武将军魏像统参军事、宣威将军陈珍虎旅二千，参军事、建威将军、新兴太守贺愔甲卒三千，相系取道。南蛮参军、振威将军郭卓铁骑二千，水步齐举。大军三万，骆驿电迈。行冠军将军竟陵内史河东太守谢遁、建威将军南平太守谢世猷骁勇一万，留守江陵。分命参军、长宁太守窦应期步骑五千，直出义阳。司马、建威将军、行南义阳太守周超之统军司马、振武将军胡崇之精悍一万，北出高阳，长兼行参军、宁远将军朱澹之步骑五千，西出雁塞，同讨刘粹，并趋襄阳。奇兵尚速，指景齐奋。诸贤并同国恩，情兼义烈，今诚志士忘身之日，义夫著绩之秋，见机而动，望风而不待勖（《宋书·谢晦传》，案，《何承天传》云，晦将见讨、使承天造立表檄。）。

臣奉命南伐，受任一方，而智力浅短，诚节未效，所以夙夜忧惶，忘寝与食。臣屡遣人至荆、扬，所在陈说，具论天朝盛化之美，莫不忻承圣德，倾首北望。而义隆兄弟，知人情摇动，遣臣私雠顺为司州刺史，统淮北七郡，代垣苗守悬瓠。自巩、洛、滑台败散以来，义降耻其败北，多加罪罚。到彦之削位，退同卒伍，杀姚纵夫于寿春，斩竺灵秀于彭城，王休元托疾，檀道济斥放。凡在腹心，悉怀疑阻。民怨臣猜，可谓今日。臣闻平殄寇逆，必乘战胜之威，建立功勋，亦因离贰之势。伏惟陛下圣德膺符，道光四海，神旌所指，莫不摧服，其未宾者，义隆而已。今天网遐举，殊方仰德。固宜埽清东南，齐一区宇，使济济之风，被于江汉（《魏书·司马楚之传》）。

民生于三，事之如一，爱敬同极，岂惟名教，况乃施侔造物，义在加隆者乎。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，皆因缘之才，荷恩在昔，擢自无闻，超居要重，卵翼而长，未足以譬。永初之季，天祸横流，大明倾曜，四海遏密。实受顾托，任同负图。而不能竭其股肱，尽其心力，送往无复言之节，事居阙忠贞之效，将顺靡记，匡救蔑闻；怀宠取容，顺成失德。虽末因惧祸，以建大策，而逞其悖心，不畏不义。播迁之始，谋肆鸩毒，至止未几，显行怨杀，穷凶极虐，荼酷备加，颠沛皂隶之手，告尽逆旅之馆，都鄙哀愕，行路饮涕。故庐陵王英秀明远，徽风夙播，鲁卫之寄，朝野属情。羡之等暴蔑求专，忌贤畏逼，造构贝锦，成此无端，罔主蒙上，横加流屏，矫诬朝旨，致兹祸害。寄以国命，而剪为仇雠；旬月之间，再肆鸩毒，痛感三灵，怨结人鬼。自书契以来，弃常安忍，反易天明，未有如斯之甚者也。昔子家从弑，郑人致讨，宋肥无辜，荡泽为戮。况逆乱倍于往衅，情痛深于国家，此而可容，孰不可忍。即宜诛殛，告谢存亡。而于时大事甫尔，异同纷结，匡国之勋实著，莫大之罪未彰。是以远酌民心，近听舆讼。虽欲讨乱，虑或难图。故忍戚含哀，怀耻累载。每念人生实难，情事未展，何尝不顾影恸心，伏枕泣血。今逆臣之衅，彰暴遐迩，君子悲情，义徒思奋，家雠国耻，可得而雪，便命司寇，肃明典刑。晦据有上流，或不即罪，朕当亲率六师，为其遏防。可遣中领军到彦之即日电发，征北将军檀道济络驿继路，符卫军府州以时收剪。已命征虏将军刘粹断其走伏。罪止元凶，馀无所问。感惟永往，心情崩绝。氛雾既祛，庶几治道尔（《宋书·徐羡之传》）。

河南，中国多故，湮没非所，遗黎荼炭，每用矜怀。今民和年丰，方隅无事，宜时经理，以固疆场。可简甲卒五万，给右将军到彦之，统安北将军王仲德、兖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，骁骑将军段宏精骑八千，直指虎牢豫州刺史，刘德武劲勇一万，以相犄角，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可权假节，率见力三万，监征讨诸军事。便速备办，月内悉发（《宋书·索虏传》。）。

祸福无门，逆顺有数，天道微于影响，人事鉴于前图，未有蹈义而福不延，从恶而祸不至也。故智计之士，审败以立功，守正之臣，临难以全节。徐羡之，傅亮、谢晦，安忍鸩杀，获罪于天，名教所极，政刑所取，已远暴四海，宣于圣诏。羡之父子，亮及晦息，电断之初，并即大宪。复王室之仇，摅义夫之愤，国典澄明，人神感悦。三姓同罪，既擒其二，晦之室属，缧仆狱户，苟幽明所怨，孤根易拔，以顺讨逆，虽厚必萌。然归死难图，兽困则噬。是以爰整其旅，用为过防。京师之众，天下云集，士练兵精，大号响震。

使持节、中领军很山县开国侯到彦之率羽林选士果劲二万，云旌首路，组甲曜川。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徐兖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阳下邳琅邪东莞七郡诸军事，征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、永修县开国公檀道济统劲锐武卒三万，戈船蔽江，星言继发，千帆俱举，万棹遄征。散骑常侍、骁骑将军段宏铁马二千，风驱电击，步自竟陵，直至鄢郢。又命征虏将军、雍州刺史刘粹控河阴之师，冲其巢窟。湘州刺史张劭提湘川之众，直据要害。巴、蜀杜荆门之险，秦梁绝丹圻之径，云网四合，走伏路尽。然后銮舆效驾，六军鹏翔，警跸前驱，五牛整旆。虽以英布之气，彭宠之资，登陴无名，授兵谁御？加以西土之人，咸沐皇泽，东吴将士，怀本首丘，必不自陷罪人之党，横为乱亡之役。置军则鱼溃，婴城则鸟散，其势然矣。圣上殷勤哀悯，其罪由晦，士民何辜？是用一分前麾，宣示朝旨。符到，其即共收擒晦身，轻舟护送。若已猖蹶，先事阻卫，宜翻然背乱，相率归朝。顷大刑所加，洪恩旷洽，傅亮三息，特蒙全宥，晦同产以下，羡之诸侄，咸无所染。况彼府州文武，并列王职，荷国荣任，身虽在外，乃心辰极。夫转祸贵速，后机则凶，遂使王师临郊，雷电皆至，噬脐之恨，亦将何及（《宋书·谢晦传》，元嘉三年，太祖时已戒严，诸军相次进路，尚书符荆州。）。

愚闻之，东晋有弱中之强，故江淮分守禦之势；李唐有强中之弱，故河朔养腹心之忧。夫外视弱矣，而守禦有定论，则未尝不强；外视强矣，而制驭不自我，则未尝不弱。夫知守而后可以谋战，苟惟守之无地，则战者虽百胜，其能久乎？东晋虽战不足而守则固，是以聪、勒、苻坚之强不能逞南渡之欲。李唐虽战有馀而守则不力，是以赵魏之地常鞠为盗贼之囿。天下之势，其根本在守而其应在战，是知远攻者必近守，不可忽也。刘宋元嘉七年，到彦之等以舟师自淮入泗，溯河西上，碻磝、滑台、虎牢、金墉四镇，列兵分守，魏主命悉众北渡，诸将莫不称庆，而王仲德独以为敌人仁义不足而凶狡有馀，今敛戍北归，必并力全聚，若河冰既合，将复南来。至十一月而四镇复陷，以檀道济之威略，亦不过全军而已。此前事之鉴也。往者北人之归河南五路也，或传北人之谋，谓要得入川不难，将陕西弃下三五年，南兵决来守之，道路已熟，一发决去，必取川蜀。是知示弱以致吾之骄，佯北以诱吾之进，遗我以残破之地，使吾取之以分吾兵势，约我以和好之言，俾吾信之，以出吾不意。我之前日所以失者，犹元嘉也。夫鞭虽长不及马腹，而强弓之末不能穿鲁缟。六朝之际，河南之地随得随失，盖地既平旷，敌通其内，淮南隔其外，而制胜之重或又遥决于大江之南。藉使得河南之地，多置兵则粮运难通，少置兵则不足以自固，大军稍远，士心便怯，此宜可虑也。愚谓今日悠久之虑，要以守而待战。两淮之地形势不相为应者，愿仿六朝兼督之制，以重臣分临之，多者不过数州，使诸将有以分屯而听其节制。如庆历各以分委韩琦辈，重其方面之权而申以春秋责帅之义，无事则谋守，有事则总之于府。此所谓以守养战而以弱养强也。

宋文帝以河南之地为宋武帝旧物，故竭国家之力、扫国中之兵而取之，卒无尺寸之功。史称文帝之败，坐以中旨指授方略，而江南白丁轻进易退。以愚言论之，文帝不用老将旧人，而多用少年新进，便专任属，犹恐不免于败，况从中以制之乎？锋镝交于原野，而决机于九重之中，机会乘于斯须，而定计于千里之外，使到彦之辈御精兵亦不能成功，况江南白丁乎？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，武帝破燕、破秦、破魏，则皆南兵也，何武帝用之而强，文帝用之而弱也？南兵不可专用，岂无北方之人可号召而用之乎？盖武帝失之于前而文帝失之于后也。自古东南北伐者有二道，东则水路，由淮而泗，由泗而河；西则陆路，越汉而洛，由洛而秦。自晋氏南迁，褚裒、殷浩、桓温、谢玄，皆独由一道以进。至于武帝，则水陆齐举，故能成功。今文帝专独用南兵，而专恃水战舟楫之利，虽尝使薛安都等尽力于关陕，而孤军无援，形势不接，此三者文帝之所以败也。使文帝得贤将而任之，屯于淮外，委以经略，不独用南兵而号召中原之众，不独恃舟楫而修车马之利，则虽未能坚守河南，亦不至于一败而失千里之地，再败而胡马饮江也。文帝修政事，为六朝之贤主，而措置之谬如此，可不戒哉？

问：名正言顺，大义之所以立也；内修外攘，大业之所以成也。表大义于天下，一日而白。至于经纶大业，则内外先后，未尝无其序焉。五胡俶扰，神州陆沈，繇晋氏以来，明君哲辅，慨然有志于中原者，史不绝纪。庾亮之将镇石城也，郗鉴以为资用未备，不可大举；褚裒之径赴彭城也，蔡谟忧其经营，分表疲民以逞；殷浩之复谋再举也，王羲之谓虽有可喜之会，而所忧乃重于所喜。是三者迄无成绩，终不能出旁观者之所料，意者名不正耶，言不顺耶，抑亦先后陵节而戾经纶之序耶？温之枋头，安之步丘，裕之长安，几成而败，既济而覆，追数其过，盖必有所在。下至到彦之、檀道济、王元谟、沈庆之之流，虽长短多寡之算，不足烦前筹之箸，然尚论古昔者，亦不得而废也。孱儒腐生，玩岁愒日者，固不可与论恢复之略，鸣剑抵掌，志吞狼居之北，莫不壮其快。然横挑强敌，败人事者又未必非此曹。居两者之间而咨至当之论，将何施而可？